董浩芸有这个殊荣，是他被欧洲堵国摩纳哥皇室任命为驻港名誉领事，这是董浩芸的诸多荣衔之一。
传媒纷纷看好这一次下水礼。
岂知世事难料。4月 14日，雷尼尔王子夫妇抵港，有关方面不准董浩芸去机场迎接。
事后有人推测，董浩芸因业务关系，，港府出于各方面的考虑，不让董浩芸去机场。
董浩芸当时气得发颤，认为是莫大的侮辱，加之连日劳累，不堪打击的董浩芸当夜突发心脏病，被急送养和医院，次日凌晨，一代船王魂归大海，享年 71岁。
董浩芸再也不能参加 17日的下水礼了！
4月 17日，原定为台湾的下水礼，变成香港的葬礼。港督麦里浩、摩纳哥王于夫妇、香港的政要巨商及各方代表 3000余人参加葬礼。
港台报章，多以“下水礼变成葬礼”的大黑标题，报道董浩芸葬礼盛况。
黄忻强先生在《船王遗恨》一文中，叙述董浩芸葬礼后道：“一时香港街头巷尾、茶楼酒肆都在谈论董浩芸的生前身后。人们仿佛看到了落日余辉，叹息董浩芸晚年好大喜功，会祸延后代。”
东方海外主席兼行政总裁，为董浩芸长子董华。
1982—1983年，世界船灾如寒冽的海风掠过全球各大港口。
港口成了停航船只的坟场，船租暴跌。东方海外盈利一泻千里，负债高达十四亿美元（约合七十亿港元）。
而 1978年，东方海外的船只市值为五十亿港元。
而世界第一船王就此没落，实在让人感叹不已。
香江第三船王赵从衍来香江正值1948年。
1948年隆冬，刺骨的寒风在黄浦江掀起浑浊的浪花。
国星号的汽笛如位声在外滩的洋行大厦间回荡，国星号缓缓偏离码头，将驶往南海的香港。
这大概是国星轮第一次装载这么多乘客，它纯粹是一艘散装货轮。不过眼下这情景，已见怪不怪，离沪的“难民”如潮水四溢。
国星轮上，就有该轮的老板——赵从衍及他的四位公子，船上的上海人问赵老板还回不回沪上。赵从衍道：“我是去避避风头的，当然还要回来。”
熟悉沪上航运界的人们，谁不知道赵从衍的大名。赵从衍跟人们通常所见的船东不同，他们多是从风口浪尖中摔打起家的，而赵从衍是律师出身，纯粹一介书生。
赵从衍是苏省无锡人氏，父亲是官僚，家境富裕。赵从衍就读于沪上东吴大学法学院，求学期间，与同学倪亚震结为伉俪。赵从衍毕业后，在上海做律师。
1940年，日伪对律师重新注册登记，赵从衍为示“抗议”，放弃律师业，投入商界。
最初与一位英商从事进口香烟业务。日军偷袭珍珠港，英美与日本成为敌国。英商离沪流亡，香烟进口业务嘎然而断。
赵从衍与友侪开办船务行。他们没有船，仅是代理——为货主联系船只，又为船主招揽货源，从中赚取佣金。这便是赵从衍的航运启蒙学校。
上海收复，中原大地千疮百孔，百废待兴，物资极为匾乏。
日占期间，上海留下大批物资，远东各处，亦有战争剩余物资运来上海。
赵从衍见这是一宗好买卖，便倾其多年积蓄，购买一艘二手洋轮，取名国星号。
赵从衍既是船主，又是货主，一石二鸟，财源广进，到1947年，已跻身千万富豪。
当年百万富翁已是非常了不起，赵从衍三十出头就有千万身家，在富翁云集的上海滩亦不多见，以市值论，相当今天的数亿。
赵从衍马上大举进军房地产，购下的物业竟有数条街之多。好像赵氏是开国家银行的——他那艘国星轮就是“银行”。
1948年冬，红党气吞山河，锐不可挡。赵从衍安排太太带幼女乘飞机去香港，然后带四个儿子乘自己的船去香港。赵从衍选择了中立的香港为避风港。
赵从衍的儿子赵世光回忆当年的情景：“当时父亲告诉我们要到香港度假去，谁知一去便是几十年，而且是在香港落地生根。当年，我们乘搭的那艘轮船体积庞大，大约有三千到四千吨，俨如巨无霸一样，至今我仍然历历在目。”
赵从衍带出的唯一家当是国星轮。国星轮三千五百吨级，是当时比较大的海轮。赵从衍便把国星轮当主，作为家庭赖以生存的唯一财源。
逃港的上海人，都说赵从衍是个聪明人，带来一笔“会走动的资产”，来到香港便衣食无优。
和所有来港的上海人一样，赵从衍陷入人生地不熟的困境。为了揽货，赵从衍把运费压低，却又遭到同业的谴责。
赵从衍见逃港的上海人愈来愈多，估计一时难回上海，便在港庄册一间华光船务公司，雇用一名粤籍的香港人帮他揽货。
“有船就是印钞机”——当年为韩战运载货物的船主、货主均这么说。
国星轮跑过短暂的险程，盘满钵满的赵从衍便适可而止，开辟至日本横滨的航线。
韩战使日本经济绝处逢生，由于地理的原因，日本成为漂亮军的后方基地，日本产业界获得大量的战时特需订单。
日本工业化路子与香港一样，都必须依赖海外的原料市场。远东大闹船荒，国星轮不愁货源，运费虽比跑“险程”低，盈利仍十分丰厚。
赵从衍把盈利投入购买二手船，渐渐拥有一支可观的船队。到五十年代未，华光船务到日本订造新船，然后慢慢的把老船淘汰。
随着船队的庞大，赵从衍渐渐放弃全船揽货经营的单一方式，将一部分船只租赁出去。
赵从衍的做法是：假设这艘船的建造借款是一千万，每月连本带息要还五十万，但月租金收入有一百万，除了还本息，还有钱赚，大约两年赚回一条船。
赵从衍对赚钱锱铢必计，精打细算。
赵从衍说：“港督府规定船只必须每年入船坞接受检查一次，若船员在船只进入船坞前便维修妥当，船只留在船坞的时间便可由两星期减缩为七天。节省了七天，便等于多赚了钱，这便是我当船主的生财之道。若船又出了毛病，租船者便不肯再租，若能准备精干的工程人员解决出现的毛病，让船只得以继续行驶，问题便可解决。”
华光一日千里，从60年代起，赵从衍成为香港同时也是世界华人三大船王之一。他与另两大船王董浩云、包玉刚交情甚厚。他们起初都经营散装货轮，后来逐渐分化。董氏的东方海外专营货柜，为他旗下公司的重点，同时不放弃油轮与散装货轮。包氏的主力是油轮，散装货轮也颇庞大。赵氏一直把散装货轮为重点，只有少量的佃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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